（一）美國：進取型政策

        美國互聯網經濟發(fā)展持續(xù)在全球范圍內保持領先，主要得益于美國的網絡空間社團組成了立體化的協同管理模式。這種協同化、社會化的管理架構的形成，離不開政府在戰(zhàn)略層面的重視，同時也離不開全社會長期的培養(yǎng)和完善。

        首先，美國的數據開放戰(zhàn)略，使政府始終保持著對創(chuàng)新的最快反應，率先對大數據革命做出戰(zhàn)略反應。2009 年，美國聯邦政府發(fā)布《開放政府指令》，推出了“Data.gov”公共數據開放網站，開放的數據與開源的技術使其成為了美國社會智慧與創(chuàng)新的聚集地。

         2012年3 月，美國聯邦政府發(fā)布《大數據研究和發(fā)展計劃》，正式啟動了“大數據發(fā)展計劃”，投入超過2 億美元；同年5月，聯邦政府發(fā)布《數字政府戰(zhàn)略》（Digital Government Strategy），致力于為公眾提供更好的數字化服務，圍繞數據進行一系列措施的全面推進，使大數據對美國政府的影響逐步顯現。2013 年5 月，奧巴馬總統(tǒng)簽署第13642 號總統(tǒng)行政令，對聯邦大數據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準則，強調在保護好隱私安全性與機密性的同時，將數據公開化以及可讀寫化納入政府的義務范圍。次年5 月，美國總統(tǒng)行政辦公室向奧巴馬提交了一份名為《大數據：把握機遇，維護價值》的報告，闡述了大數據為美國經濟、人民的健康和教育、能源利用率以及包括信息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帶來的機遇與挑戰(zhàn)。

         其次，美國的寬帶政策有助于彌合其國內制約信息產業(yè)發(fā)展的“數字鴻溝”障礙。雖然美國擁有大量“中間公里”主干網絡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提供高速互聯網服務，但很多消費者仍舊未能接入關鍵的“最后一公里”網絡，特別是在農村地區(qū)。但恰恰就是這“最后一公里”連接能夠實現網絡的提速。比如，美國城市地區(qū)94%的居民可購買寬帶服務，但在農村地區(qū)，只有51%的居民能夠得到。而在更高網速的寬帶市場中，競爭幾乎是不存在的。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沒有選擇25Mbps網絡服務供應商的機會，但25Mbps恰恰被認為是能夠享受互聯網連接全部效益的門檻。

         因而美國聯邦政府已經采取了積極的措施支持寬帶發(fā)展，承諾撥款數十億美元用于部署“中間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網絡基礎設施，并確保美國的公立學校和圖書館接入高速寬帶網絡。為此，奧巴馬于2014年11月公布了確保網絡中立性，保持互聯網向新的競爭和創(chuàng)新開放的計劃。這將有助于保證沒有一間公司能夠作為數字內容的看門人而獨立存在。

        2015年初，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以下簡稱FCC)通過了網絡中立新規(guī)則，確保任何內容不被屏蔽，同時，互聯網也不會被分割出網絡及媒體公司可以付費使用的快速路和其他用戶使用的慢速路，這是網絡中立概念的核心原則。

        而早在2009年初，美國就已經開始調整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同年12月，奧巴馬政府公布《重振美國制造業(yè)框架》，提出從七個方面推動“再工業(yè)化”。2010年8月奧巴馬簽署《制造業(yè)促進法案》，希望恢復美國制造業(yè)的全球競爭優(yōu)勢。此后，在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美國相繼啟動《先進制造業(yè)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yè)國家戰(zhàn)略計劃》，實施“再工業(yè)化”。

        美國“再工業(yè)化”強調“先進制造業(yè)”，即并非簡單再造勞動密集型低端制造業(yè)，而是希望在其發(fā)達的信息產業(yè)、高端制造業(yè)基礎上重新定義產業(yè)價值鏈，從而重新建立美國對全球化工業(yè)網絡的影響力。因而選擇了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新能源、新材料、精密儀器、運輸工具和電子產品等行業(yè)。

        “工業(yè)互聯網”概念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提出的呼應“再工業(yè)化”政策的產業(yè)行動。2011年，GE在硅谷建立了全球軟件研發(fā)中心，啟動了工業(yè)互聯網的開發(fā)，包括平臺、應用以及數據分析。次年11月，GE發(fā)布《工業(yè)互聯網：沖破思維與機器的邊界》報告，將工業(yè)互聯網稱之為200年來的“第三波”創(chuàng)新與變革。

        為實現持續(xù)創(chuàng)新，解決美國面臨的最緊迫挑戰(zhàn)（確保更多的美國人健康、長壽，加速向低碳經濟轉變等），促進經濟增長并共享未來繁榮，2015年10月，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EC）與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STPO）發(fā)布了新版《美國創(chuàng)新戰(zhàn)略》，提出將在未來重點發(fā)展先進制造、精密醫(yī)療、大腦計劃、先進汽車、智慧城市、清潔能源和節(jié)能技術、教育技術、太空探索、計算機九大新領域。

        出于對網絡空間在全球范圍內擴大趨勢的認知，美國亦開始重視在全球基礎上解決網絡空間安全的問題。2009年5月奧巴馬發(fā)布《網絡空間安全政策評估》（Cyberspace Policy Review），提出了美國的網絡空間戰(zhàn)略，即在國家技術標準和法律準則范圍內解決領土管轄、主權責任和使用武力等問題。同時，美國需要在國際網絡安全政策中發(fā)揮美國政府立場以及加強國際伙伴關系。報告還提出設立網絡安全協調員來統(tǒng)管網絡安全事務，包括制定一個覆蓋國家網絡基礎設施的全面國家安全戰(zhàn)略，以及在網絡安全政策和戰(zhàn)略方面進行跨部門協調。

        近年來美國政府逐步明確了多利益相關方治理模式的理念，并希望將這一模式推廣成全球網絡治理的基本模式。由于全球互聯網的特性，網絡治理突破了國家為主體的局限，治理主體出現了多元化，因此互聯網治理領域中尤其是核心領域出現了以多方主體為基礎的組織，而以聯合國、歐盟等為代表的多邊國際組織在此過程中被逐漸邊緣化。

        （二）歐盟：保守型政策

         歐盟與美國在互聯網制度方面具有巨大差異，顯著體現在個人數據保護政策上。歐盟對互聯網數據的管理規(guī)則建立在對個人隱私保護之上，通過在成員國內建立統(tǒng)一的數據保護原則和標準，形成了數據流出歐盟的“充分數據保護”審核機制，對向外的數據流動進行許可審查；而對于數據流入，歐盟將從國家數據保護水平、數據主體明確同意、數據控制者保障措施三個方面進行審核。

        相較而言，美國至今沒有通過歐盟的“充分性”審核，美國在數據保護方面實行自律原則，各州法規(guī)存在差異，且沒有個人數據保護機構。目前歐盟向美國的數據流動是通過“安全港協議”實現的，即美國私人部門自愿遵守歐盟數據保護法規(guī)，歐盟對這些私人部門進行“充分性”評估，允許數據在許可范圍內流動。

        對歐盟而言，數據保護一直被看作是一項基本人權，并且以其嚴格的立法保護公民個人數據權益而著稱，而基本人權對諸如經濟選擇等基本權益具有優(yōu)先價值。歐盟數據保護的監(jiān)管出發(fā)點是嚴格控制本人數據流動，信息處理原則上應獲得數據主體同意。

         在跨境數據流動方面，《歐盟數據保護指令》旨在保護數據主體的權益，消除了歐盟各國原有對數據流動的制度阻礙，促進內部市場一體化。對內，歐盟通過指令為成員國確定了數據保護的標準，禁止成員國借數據保護的名義限制個人信息在歐盟境內的自由流動。對外，以數據接受國是否達到數據保護的充分性要求，限制向歐盟境外轉移數據。此外，《歐盟數據保護指令》還規(guī)定，個人數據不得流入沒有提供“充分數據保護”的國家，但也有一些例外和其他形式。

         由于美國未被歐盟認定充分保護的資格，為了實現歐盟向美國的數據跨境轉移，經過多次磋商，2000年3月美國與歐盟達成了“安全港協議”。歐盟在2000/520/EC決定中指出，安全港的法律基礎是歐盟委員會根據指令第25條第6項作出的充分性認定。該制度僅適用于從歐盟接受個人信息的美國機構，以使其具備安全港資格，并獲得數據保護充分性的認定。“安全港協議”的數據處理要求包括：通知、選擇、連續(xù)轉移、安全、數據一致性、獲取、執(zhí)行等。這些原則體現了信息主體的知情權、選擇權、獲取權、異議權、救濟權等權力，給加入安全港的公司設置了公開透明、目的限定、特殊敏感信息處理、數據質量、安全措施、異議處理等責任和義務。

         然而在10月6日，歐盟法院公布了一份無效判決，宣布與“美國-歐盟安全港協議”（US-EU Safe Harbor Scheme）有關的“2000/520號歐盟決定”（Safe Harbor Decision）無效。這雖然不直接針對“安全港協議”，但卻為其前途籠上了一層疑云。在此之前， “2000/520號歐盟決定”規(guī)定所有歐盟成員國和美國公司只要獲得安全港的認證，就可以在美國收集、存儲以及傳輸歐盟公民的個人數據；但現在“安全港協議”不再能夠為美國企業(yè)提供之前的種種好處，有點被架空的意味。今后美國也許會通過重新談判和修改已經存在了15年的“安全港協議”，以期再次獲得歐盟的信任。

        目前，該判決對美歐個人數據跨境流動的潛在影響，以及是否會使美國公司在美國收集、存儲歐盟公民的個人數據變得更加困難，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微軟、臉書、Airbnb等很多硅谷公司目前持觀望態(tài)度，因為除了加入安全港，這些公司往往還有別的備選方案，比如借助歐盟標準合同條款、公司內部規(guī)則或者其他承諾，來滿足歐盟指令的充分保護要求。但很多做跨國業(yè)務的美國中小企業(yè)勢必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2013年10月25日召開的歐盟秋季峰會將建立“單一數字市場” (digital single market)上升到關乎整個歐盟競爭力、經濟持續(xù)增長的高度。2015年5月，為了打破歐盟境內的數字市場壁壘，歐盟委員會又公布了“單一數字市場”戰(zhàn)略的詳細規(guī)劃。其打擊美國互聯網企業(yè)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瞬即引起美國業(yè)界強烈反對。據歐盟委員會預測，“單一數字市場”將帶動4150億歐元的經濟增長，并創(chuàng)造數十萬個新就業(yè)崗位。

         歐盟提出了“單一數字市場”的三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是為個人和企業(yè)提供更好的數字產品和服務。其中包括出臺措施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發(fā)展，保障消費者權益，提供速度更快、價格更實惠的包裹遞送服務，以及打破地域界限，改變同產品異價的現狀，并且改革版權保護法，推動提供跨境電視服務。

         第二大支柱是創(chuàng)造有利于數字網絡和服務繁榮發(fā)展的有利環(huán)境。包括全面改革歐盟的電信領域規(guī)章制度，重新審查視聽媒體組織框架以適應時代需求，全方位分析評估搜索引擎、社交媒體、應用商店等在線平臺的作用，并加強數字化服務領域的安全管理，尤其是個人數據等。

         第三大支柱是最大化實現數字經濟的增長潛力如“歐洲數據自由流動計劃”，旨在推動歐盟范圍的數據資源自由流動；并在電子醫(yī)療、交通規(guī)劃等至關重要的領域，推動建立統(tǒng)一標準和互通功能，以建成一個包容性的數字化社會，使民眾抓住互聯網發(fā)展帶來的機遇和就業(yè)機會。

         （三）中國：螺旋型政策

         中國互聯網發(fā)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2014年末網民達到6.49億，網絡普及率達到47.9%等統(tǒng)計數據即可見一斑。隨著移動互聯網興起，網絡接入設備多樣化趨勢明顯，手機、平板電腦、電視接入網絡都呈現較大增幅。“無處不在”的網絡空間遠景已經初現雛形。

         從這20年的發(fā)展來看，中國積極的經濟政策推動了互聯網在新興領域的探索。國內率先興起的是硬件制造業(yè)，如聯想電腦、華為網絡設備和智能手機；爾后崛起的則以互聯網高科技服務業(yè)為主，如今年第一季度，中國銀聯卡全球交易額約合1.9萬億美元，而Visa今年一季度交易總額僅為1.7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銀聯在交易總額上已成為全球第一的國際卡組織；而在支付筆數上，預計2016年支付寶也會超過Visa。另外，2007年中國TD-LTE進入國際4G標準，據今年6月統(tǒng)計顯示，TD-LTE分布在全球3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63家商用網絡，占據了全球4G基站總數的一半，承載34%的4G用戶。而在2015年第一季度，阿里巴巴的營收達600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0%，全年預計為5300億美元，而去年沃爾瑪全年營收總額僅為4822億美元。同樣是今年第一季度，微信每月的活躍用戶已經達到5.49億，用戶覆蓋200多個國家和20多種語言的使用者，成為中國電子革命的代表，是人們不可或缺的日常通訊工具。此外，2014年中國的快遞數也已經超過美國。以上這些不容忽視的指標都說明了中國在信息空間的巨大競爭力。

          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完善、互聯網用戶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以及信息化技術的迅猛發(fā)展，中國互聯網商業(yè)模式逐步演進，政府規(guī)制不斷加強，互聯網法制亦進入建設期。在互聯網進入早期，以門戶網站為代表的簡單商業(yè)模式占據主流，覆蓋人群規(guī)模較小；隨后，Web 2.0媒體開始迅猛發(fā)展，逐漸削弱傳統(tǒng)媒體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部門開始對網絡媒體實行更大力度的監(jiān)管；電子商務、網絡廣告、游戲、網絡視頻等互聯網產業(yè)發(fā)展迅猛之時，政府隨即采取措施優(yōu)化產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力圖控制“有害和非法的信息”。在今天，互聯網產業(yè)全面滲透、沖擊傳統(tǒng)行業(yè)，商業(yè)模式會變得更加復雜，傳統(tǒng)的行政監(jiān)管模式顯然不能適應互聯網時代發(fā)展的潮流，網絡空間管理體系亟待完善。

         中國政府“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小組”的成立標志著網絡空間安全上升到國家戰(zhàn)略層面。國家也重視對IT/互聯網產業(yè)等發(fā)展環(huán)境的優(yōu)化，進而實現互聯網對社會經濟的整體拉動，并從技術層面和產業(yè)層面對網絡空間實施引導和管理。但中國在網絡空間頂層設計和戰(zhàn)略規(guī)劃層面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法制建設方面，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網信辦等部門牽頭起草的《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將于年內完成初稿；新修訂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guī)定》也將于近期出臺；另外，網信辦還制訂了“互聯網立法規(guī)劃”，以加快推進網絡立法。這意味著今后5到7年，較為完善的互聯網法律體系將形成，中國網絡法治化進程正在提速。

         對國際互聯網治理的理解，中國與美國有所不同，中國認為在互聯網治理中首先應該尊重國家主權。一方面，從問題性質上，中國認為互聯網治理首先是政治問題，其次是社會問題，最后才是技術問題；另一方面，從時間連續(xù)性上，在“棱鏡門”爆發(fā)之前，中國就意識到了網絡治理的重要性，一直倡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網絡安全，并對國際治理模式提出建議。

         在國家主席出任網絡安全與信息化組長之后，中國即從戰(zhàn)略層面明確了網絡主權的重要性。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首次明確了“網絡空間主權”概念，規(guī)定“加強網絡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懲治網絡攻擊、網絡入侵、網絡竊密等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安全和發(fā)展利益”。

         四、結語：互聯網的新大陸與舊大陸

        總之，在互聯網發(fā)展的最近10年，發(fā)生了許多重要變化，不論是工具還是平臺，或是人們對他們的使用和理解，都顯示出一種明確無誤的演進：互聯網終于由工具的、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我們將面臨一場“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沖突。因而圍繞互聯網的公共討論和學術話語正在發(fā)生一場從“強調可能性、新鮮感、適應性、開放度到把風險、沖突、弱點、常規(guī)化、穩(wěn)定性和控制看作當務之急”的遷移。

         這場沖突，構成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一個關鍵性挑戰(zhàn)：它并不僅僅關乎信息自由，并且關切我們是否能夠生活在同一個互聯網、同一個國際社區(qū)，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識之中。

        目前全球可被分為“互聯網的舊大陸與互聯網的新大陸”兩大塊。舊大陸是北美、西歐、日本；新大陸是亞洲、非洲、南美洲、俄羅斯�；ヂ摼W普及率在發(fā)達國家為78%，而在發(fā)展中國家僅為32%，尚未使用互聯網的人90%以上在發(fā)展中國家。毫無疑問，我們已經來到了全球互聯網的后美國時代。

        “世界經濟論壇”通過研究全球互聯網價值、信念與實踐，得出四個見解：第一，新的互聯網國家在這個新世界里占主導地位；第二，一種互聯網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對于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用戶共享類似的價值觀和態(tài)度；第三，用戶什么都想要：他們并不認為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從中進行艱難的抉擇；第四，新聯網的國家擁有更自由的態(tài)度和更創(chuàng)新的行為，比如更支持表達自由，社交平臺應用更廣，而老的網絡國家則更多使用傳統(tǒng)的網絡應用，態(tài)度更保守。

        總體而言，互聯網的新大陸對于舊大陸來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當然我們也知道，并非所有政府都支持自由和開放的互聯網。事實上，目前對互聯網自由的管制越來越嚴重，很多國家會過濾和審查網上內容，甚至頒布威脅網絡言論自由的法律。

        在此情況下，全球性的互聯網治理理應依賴于嶄新的、以全球網絡社區(qū)為中心的體系而不是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ヂ摼W為每個人賦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發(fā)言、創(chuàng)造、學習和共享資源。它不受個別機構、個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國政府不應該單獨決定互聯網的前途。全球數十億使用互聯網的人，才應該最有發(fā)言權。最好的方式是讓政府退后一步，以便整合各自的不同，積極促進公民社會和企業(yè)在全球治理、合作與溝通中發(fā)揮作用。而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要想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玩家，一定要認識到光成為經濟大國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個可以自由想象和溝通的環(huán)境中，讓個體更有力量。